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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权人自身精神原因是否能够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发布日期:2018-04-25]本文已被浏览过 21 次 字号:[ ]

被侵权人自身精神原因是否能够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办公室法官助理  刘艺函

【裁判摘要】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由于受到自身个体因素的影响,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殴打行为诱发神经症,殴打行为对于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原因力,在鉴定机构无法确定殴打行为的原因比例的情况下,本院考虑到被侵权人自身个体因素及本案纠纷中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认定赔偿数额。

【基本案情】

原告:陈红。

被告:王昌盛。

被告:汪永婷。

原告陈红诉被告王昌盛、汪永婷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原审案件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2016年11月17日原审案件作出判决,后本案原告陈红因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2017)苏01民终2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发金、苏守华,被告汪永婷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0182.9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4800元、误工费2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交通费400元、司法鉴定费7392元,合计88654.92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26日,原告陈红驾驶电动车与被告王昌盛驾驶轿车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7月30日晚,原告陈红电话联系被告王昌盛处理保险公司理赔事宜,后两被告及家人到原告陈红住所楼下。被告汪永婷首先恶语伤人,并制止被告王昌盛接收理赔材料,当原告陈红与其理论时,被告汪永婷与其母亲即对原告陈红及其女儿进行殴打,撕扯其女儿的头发及外衣。后原告陈红的丈夫刘发金下班后,被告汪永婷等人又对其进行殴打。后原告陈红被送往梅山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进行治疗,治疗后原告陈红因此次事件出现情绪低落、失眠等精神障碍症状,家人遂于2016年8月18日前往南京脑科医院就诊,后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并由此造成精神残疾三级。现因两被告寻衅滋事,造成原告陈红人身损害、精神损害,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王昌盛辩称,1、该打人事件是因陈红而起,当时双方约定六点三十分在楼下处理交通事故相关事宜,被告王昌盛在楼下等了近半个小时,电话联系后原告陈红才下楼。被告王昌盛取过材料后,原告陈红让其当场赔钱,不赔钱就不让走,后来原告陈红的女儿打电话把原告陈红的老公刘发金也叫来了,案外人刘发金来了之后就动手打人,随后双方就扭打在一起了;2、原告陈红的诉讼请求每一次庭审都在不断增加,其主张的各项赔偿数额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后面产生的住院费用与本次打架事件无关,对于原告陈红主张的赔偿我方不认可;3、被告王昌盛的岳父与原告陈红早就相识,其能证明原告陈红在此次事件之前就有抑郁症。

被告汪永婷答辩意见同上,且其认为原审庭审中原告陈红多次到庭,从庭审中可看出其精神状态良好,不像是患有抑郁症。

【案件审判】

2016年7月30日,原告陈红约被告汪永婷、被告王昌盛当晚六点半至其家楼下领取交通事故赔偿所需的相关材料,后原告陈红在当晚将近七点才与其女儿一同下楼与两被告交接材料。原、被告双方在交接材料、协商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过程中,原告陈红与被告汪永婷发生言语冲突,进而相互厮打,后被被告王昌盛等人拉开。该事件发生后,原告陈红的女儿电话联系了原告陈红的丈夫刘发金,原告陈红的丈夫刘发金回来后又与被告王昌盛等人相互厮打,该部分赔偿事宜已经另案解决。纠纷发生当日,原告陈红因受伤被送往上海梅山医院进行治疗,住院治疗4天,入院诊断为头部外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侧少量胸腔积液。后原告陈红因身体不适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其中,2016年8月8日,原告陈红因左颞下颌关节区疼痛至南京市口腔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左颞下颌关节滑膜炎。后原告陈红因情绪低落、失眠等症状于2016年8月18日前往南京脑科医院就医,医生经过问诊,诊断其患有抑郁症并对其进行治疗。2017年2月21日,原告陈红因身体不适至上海梅山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3月16日,入院诊断及出院诊断均为抑郁症。因原、被告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原告陈红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因被告王昌盛、被告汪永婷不认可原告陈红患抑郁症与涉案打架事件具有关联性,原告陈红遂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并为此支付鉴定费4492元。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宁脑司鉴所【2017】精鉴字第1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陈红系神经症,神经症发生与个体个性有一定关系,故2016年7月26日纠纷事件为该病诱发因素。后因原、被告双方对于原告陈红因此次纠纷事件的相关赔偿无法达成一致,原告陈红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并为此支付鉴定费用2900元。2018年4月25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东南司鉴中心【2018】临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陈红目前的情况不宜评定伤残等级;建议被鉴定人陈红的误工期共计以180日为宜,护理期限共计以60日为宜,营养期限共计以60日为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一)原告陈红主张的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二)原告陈红因被殴打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三)原告陈红主张的具体赔偿数额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陈红主张的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本院在审理阶段通过对事发后公安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的调取、庭审阶段对当事人及证人的询问并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7月30日晚6时30分,被告汪永婷、王昌盛是应原告陈红的要求到达原告陈红楼下领取相关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材料,原告陈红是在接近晚上7点从楼上下来,其女儿随后也下楼扔垃圾,后原告陈红与被告汪永婷遂发生言语争执进而厮打在一起,根据原告陈红在派出所笔录的自认,明确表示被告王昌盛未动手,只是把被告汪永婷拉开,后原告陈红女儿打电话给其父亲刘发金,刘发金到达现场后引发第二场厮打,该段事实本院已经另案处理。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认定侵害陈红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汪永婷,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王昌盛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责任比例问题,原告陈红与被告汪永婷在协商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过程中,发生言语冲突,双方本应理性解决,但双方未能控制情绪相互厮打,双方对损害发生均具有过错,根据双方扭打情节及法庭调查的事发经过,本院酌定减轻被告汪永婷50%的赔偿责任。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陈红因被殴打引发的精神症损害赔偿问题,根据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的宁脑司鉴所【2017】精鉴字第1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陈红系神经症,神经症发生与个体个性有一定关系, 2016年7月26日发生的纠纷事件为该病的诱发因素”,即原告陈红神经症的产生是由于此次纠纷事件诱发引起的,但此次纠纷事件并不是引发原告陈红神经症的唯一因素,该病症的发生与原告陈红本人自身因素亦有一定关系。本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合上述鉴定意见及原、被告双方在此次事件中过错程度、原告陈红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害等因素,认为涉案纠纷的发生对于原告陈红精神损害发生的参与度为40%,另因被告汪永婷对于涉案纠纷的发生负有50%的责任,故被告汪永婷对于原告陈红因涉案纠纷造成的精神损害产生的各项损失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陈红主张的具体赔偿数额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情况,结合原告陈红的住院治疗及事故前后生活工作情况,认为原告陈红因此次纠纷事件遭受的损失分为两部分,一、原告陈红因此次纠纷事件造成身体损害产生的损失,其中包括:1、医疗费,原告陈红为支持该项主张提供28张医疗机构的收费票据,本院经实际核算金额为10029.90元(含救护车费用),予以确认,其中因此次纠纷事件致使身体损害产生的医疗费为6818.1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80元,根据原告陈红住院治疗天数,原告陈红主张8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交通费,原告陈红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根据原告陈红多次前往各个医院治疗就医情况,本院酌定为交通费为100元。二、原告陈红因此次纠纷事件造成精神损害产生的损失,其中包括:1、医疗费,根据原告陈红提供的相关医疗费票据,经本院核算,因此次纠纷事件致使原告陈红精神损害产生的医疗费为3211.80元;2、误工费24000元(4000元/月*6个月)、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护理费4800元(80元/天*60天),因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东南司鉴中心【2018】临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建议被鉴定人陈红的误工期共计以180日为宜,护理期限共计以60日为宜,营养期限共计以60日为宜”,故原告陈红主张的上述赔偿计算天数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陈红主张误工费按照4000元/30天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根据原告陈红提交的工资卡交易明细可知其在受伤前即2016年1月至2016年7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514元,故其误工费应以此为标准计算,共计15084元(2514*180/30);原告陈红主张营养费以30元/日的标准计算,该主张过高,本院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并参照当地生活水平酌定营养费按照20元/天的标准计算,共计1200元(20元/天*60天);原告陈红主张护理费以80元/日的标准计算,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亦未加重对方当事人的负担,本院予以确认,护理费共计4800元(80元/天*60天);3、交通费,原告陈红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根据原告陈红多次前往医院治疗就医情况,本院酌定为交通费为1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经鉴定原告陈红的精神损害程度不构成伤残等级,未达到伤残赔偿标准,原告陈红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明显过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2017年5月24日向原告陈红发放了残疾人证,载明其为精神残疾三级,本院结合原、被告双方在此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因此事件给原告陈红及其家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情况、被告汪永婷的经济状况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综合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3000元。综上,原告陈红因涉案纠纷造成的身体损害产生损失共计6998.10元,其因涉案纠纷造成的精神损害产生的损失共计27395.8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汪永婷因家人涉及的交通事故赔偿事宜与原告陈红发生肢体冲突,并致使原告陈红身体外伤及精神损害,侵害了原告陈红的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陈红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故应减轻被告汪永婷50%的赔偿责任。按照上文所述原告陈红因涉案纠纷造成的身体损害产生损失共计6998.10元,被告汪永婷对该笔款项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共计3499.05元(6998.10*50%);原告陈红因涉案纠纷造成的精神损害产生的损失共计27395.80元,被告汪永婷对此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共5479.16元(27395.80*2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汪永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红各项损失共计8978.21元。

二、驳回原告陈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被侵权人精神疾病的赔偿责任?应当承担多少责任?

本案中,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互有侵害,在侵害过程中双方只是普通的相互厮打行为从而导致身体上的损害,对矛盾的处置均有不当。但是侵权人在侵权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公开侮辱、侵害被侵权人隐私等行为,也未有故意刺激被侵权人的行为,因此对于被侵权人遭受的精神疾病的损害后果,是侵权人无法预见的同时该侵害结果也超出了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另查明,本案中,被侵权人的精神疾病经鉴定侵权行为即殴打是诱发因素,但并不是引发被侵权人神经症的唯一因素,该病症的发生与被侵权人自身因素亦有一定关系。因而要求侵权人完全承担被侵权人精神疾病的损害后果扩大了侵权人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但是该侵权行为并非发生损害结果的唯一原因,损害结果的发生亦与被侵害人自身个体因素有关,因此可以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然而,明确了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后,其应当承担多少责任,责任如何划分是亟需思考的问题。最高院曾就类似案件出过指导案例(最高院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其裁判要点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该裁判案例确认了被侵权人的特殊体质原因不属于被侵权人的过错,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本案与指导案例的相同之处在于均是被侵权人的特殊体质导致的侵权人无法预见或者超出常人反应的结果。但是本案与指导案例也有着显着的区别,指导案例中全额支持侵害后果的基础是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没有中断,被侵权人的特殊体质并不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责任的事由。而本案中殴打行为造成了被侵权人身体上的轻微伤害,其诱发的精神疾病是因为侵权行为与自己本身个体个性等因素原因共同引起的,属于多因一果的法律关系,因此不能遵循最高院指导案例要求侵权人承担被侵权人因精神疾病产生的全部损失,而需要对各种因素在损害结果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比例分析。但在医疗机构无法给出确定的参与度比例的情况下,需要审判人员综合考量被侵权人有无家族遗传史、事发前自身身体和精神状况、事发后有无其他相关刺激等因素并考虑本起纠纷中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进行认定。本案中,本院认为双方对于互相厮打的行为各负有50%的责任,同时综合考虑到被侵权人自身的精神因素、被侵权人无家族遗传史等因素认定涉案纠纷的发生对被侵权人产生精神损害所起到的作用占比40%,故侵权人汪某对于被侵权人陈某因涉案纠纷造成的精神损害产生的损失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本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案现已生效。

责任编辑:马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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